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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律师在诉讼调解中对当事人利益的维护
添加时间:2014-8-17 10:15:43     浏览次数:287

     博主按语:调解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现在更被冠以“东方之花”的美誉,是每一位诉讼律师经常可以遇到的情形。本文正是以分析一个普通婚姻案件中反复进行的调解工作为切入点,来剖析法官在审理此类案件中的调解思路和步骤。法官,当事人,律师都是诉讼程序的参与者,但每一方的利益出发点都不同。法官作为中介裁判,在“案结事了”的目的驱使下,往往希望并乐于以调解的方式来处理案件,致使很多本不应该调解的案件当事人面临的却是法官反复进行的调解工作。法官往往会设置由双方当事人相互博弈的“囚徒困境”的法庭调解模式,让当事人深陷其中,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而丧失本应获得的利益。本文的初衷正是想与各位读者一起探讨,一名专业诉讼律师作为当事人利益的维护者,在面临这种困境时如何能更好地与法官博奕,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并降低自身的执业风险。
     案情回放:
     原告田女士与被告马先生于2000年自由恋爱结婚,婚后未生育子女。由于家庭琐事而反复争吵,从2002年分居至今。田女士曾于2003年、2004年二次起诉离婚,但后又自愿撤诉。2004年被告马先生离家出走并下落不明,田女士于2006年再次起诉离婚。法院经过合法传唤后进行了缺席审理,并判决双方离婚,同时将原被告双方共有的一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碧水家园的两居室住房判归田女士居住使用。判决书生效后,田女士申请法院执行时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失踪已久的马先生突然出现了,并称其一直在外找寻工作,完全不知法院传唤。而当时在询问笔录上签字确认不知马先生下落的马先生的母亲也改口称其对所签字的文书内容毫不知情,完全是按照法院的要求签的。于是马先生对于已经生效的离婚判决进行了申诉,后被上级法院驳回。马先生更加气愤,表示绝不搬出该套房屋。田女士也不甘示弱,将马先生及其父母作为共同被告告上了法庭,要求被告从该套住房中搬出,交还房屋的居住使用权。
     律师分析:
     一、法官的强调思路。
     本案是由一个生效离婚判决引起的后续腾房纠纷的案件,属于婚姻家庭法领域的案件,这个类型的案件的特点是比较琐碎,当事人情绪都比较激动,如果处理不好,不仅会产生一连串的纠纷和矛盾,而且执行起来更是困难重重,总的说来属于比较难于得到妥善解决的案件。法官在处理此类案件时,一般是调解先行,尽量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那么,本案中法官的调解思路又是怎么样的呢?
     首先,在法庭调查阶段,法官查明所争议的房屋是在马先生和田女士婚后所购买的,但购买的房款却是由马先生的父母用拆迁款支付的。在证据交换环节,被告马先生方提交了一份赠与协议,协议里表明马先生的父母将该拆迁房指定赠与给马先生个人,应为马先生个人所有。如果该赠与协议合法有效的话,这套房产就应被认定为马先生的个人财产,那么在离婚判决中认定该套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就是错判。不过田女士对这个赠与协议不予认可,并表示其完全不知情。最后,在证据交换阶段马先生还对田女士所提交的离婚判决书也提出异议,认为在离婚诉讼中派出所出具的证明其下落不明的书面证明的真实性存在疑点。本案法官与有关部门联系,得知当初出具该证明的派出所负责人正在接受相关处罚,马先生的异议成立。
     案件进行到这里,一桩看似简单的腾房纠纷的案件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和棘手,甚至有可能使得前一个离婚诉讼由于主要证据的瑕疵和认定事实的错误而会进入再审程序。这样本案的审理程序将被中止,等待再审程序的启动后的新判决。这样以来该案件的涉及面会变得十分广泛,程序会变得更加复杂,没有法官会愿意接受这样的情况。如今,调解结案率不仅是衡量一个法院,也是衡量一个审判员工作业绩的一项“硬指标”。调解结案率高的审判员不但可以得到更多的奖金,也可以在职务晋升方面处于优势,由此形成的“马太效应”使得几乎每一个基层法院都将诉讼调解以及相关问题作为最重要的调研项目和课题。因此,本案法官只能在调解环节下足功夫,寄希望于将本案通过调解方式解决。这样既避免了再审麻烦,又达到了调解结案的目的。
     在调解环节中,马先生方表示可以接受调解,而田女士态度却比较强硬,表示一定要法院予以判决。在诉讼中,为了促成调解,审判人员往往人为地设置当事人相互博弈的“囚徒困境”。在这样的“囚徒困境”中,当事人博弈的“纳什均衡”(笔者注:在这一均衡中,每个博弈参与人都确信,在给定其他参与人战略决定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最优战略以回应对手的战略。也就是说,所有人的战略都是最优的)就是让步。在给定原告让步的情况下,被告的最优战略是让步;给定被告让步的情况下,原告的最优战略也是让步。在审判人员营造出来的“囚徒困境”中,当事人选择让步的结果总是会比坚持态度强硬的结果要好,调解也就这样被促成了。本案中,法官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方法。在被告方主动让步的情况下,法官只要对原告方施加一定的压力,让她产生只有让步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的感觉,就能促成调解的目的。案件到了这一步可能进入再审程序,对于原告方田女士来说是不利的。法官据此对田女士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后,田女士随即软化了态度。最后双方达成了被告马先生支付给原告田女士7万元折价款的情况下,田女士放弃对该房屋的所有权利。调解协议签定后,7万元当庭给付完毕。
     二、在强调过程中律师如何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本案的法官的调解水平实在是另人佩服。不仅使一个有可能因为审判认定事实错误和存在证据瑕疵的错判案件不用再审,同时还在一个普通的腾房纠纷中一并解决了该套房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那么,我们分别从原告和被告代理人的角度来分析如何在法官强调的情况下,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1、作为原告代理人代理案件的代理思路:
     作为原告的代理人,手上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已经生效的离婚判决。这份已经生效的法律文书能够证明两个事实:一是田女士和马先生的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二是田女士享有该争议房屋的居住使用权。据此,原告的腾房的诉讼请求理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但在案件审理进程中,由于证据交换阶段被告突然出示的赠与协议,将这套本来被确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房屋的性质有可能被完全改变,而且根据派出所的调查结果,原告在前起离婚诉讼中,要求公安机关出具的被告下落不明的证明可能存在一定的瑕疵。那么,这两点完全有可能导致前起离婚案件中关于财产所有权归属争议的再审。这不仅会使诉讼的时间成倍的延长,而且会给原告带来极大的诉讼风险。那么,在本案中,接受法院的调解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问题的关键是,本案的调解结果是原告仅仅接受了七万元的折价款后就放弃了对该房的一切权利的主张。这对于原告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在诉讼实务中,由于被告失踪不出庭,财产情况只能由原告的陈述和其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由于有些案件的原告在诉讼过程中会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隐藏和转移,使得法官更难以查明真象,所以,在财产分割时,只有在法官完全查明事实并有足够充分的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对财产进行完全分割。否则不应进行判决,并应告之原告待有证据时可另案诉讼。因此,在前起离婚案件中,法官也回避了共同财产所有权的分割问题,判决的是对原告房屋的居住使用权。被告马先生所提交的赠与协议并不一定合法有效,田女士已经明确表示对此完全不知情。如果真的对前起离婚案件提起再审的话,马先生也未必真的能够依据这份赠与协议证明是该房屋是其个人财产而得到该套房产的所有权。所以,田女士完全还是有机会取得这套房产的所有权的。
     在面临法官息事宁人思维控制中的强调,作为原告代理人,首先应向当事人解释清楚此次诉讼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综合分析利弊,建议当事人接受调解。但对于法官在本诉中一并处理该套争议房屋所有权的调解行为,应坚决予以反对,因为这样将丧失了再次争取该房产所有权的机会。最后,北京市海淀区现在的平均房价是10000元到150000左右一平,该区域内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屋最低估值也应在70万-100万之间。作为原告代理人应该为当事人争取与此市价相适应的折价款,而不是区区七万块就放弃了对该套房屋所有的权利。
     2、作为被告代理人代理案件的思路
     被告马先生的父母确为该套房屋的出资人,在证据交换阶段所提供的赠与协议确实对于马先生主张该套房屋的所有权极为有利。同时,原告的离婚时所提供的证明被告下落不明的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书方面的作假瑕疵也是被告很好的筹码。但如果之前的离婚案件进入再审程序,被告也会承担一定的诉讼风险:一是诉讼程序极其难走和复杂; 二是时间会拖得更长,在此期间与田女士的矛盾得不到解决会使双方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三是再审也有败诉的可能,对于这份赠与协议的效力法院未必会百分之百的认可,这样房屋还是有可能被认定为共同财产而予以分割。
     那么,作为被告方的代理人,首先应当向被吿方综合分析并解释以上情况,告知其是否接受调解的关键在于其想达到什么样的诉讼目的,从而让被吿选择放弃什么,得到什么,并尽可能地避免诉讼的风险。其次,在诉讼中代理人应当尽可能为被告争取房屋的所有权,只有拿到了房屋的所有权才是最佳效果,才能够避免以后的纷争,安居乐业。最后,尽可能减少对方能够得到的利益,为我方当事人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做为被吿的代理人,如果想要达到调解成功的目的,也应该建议被告作必要的让步。但绝不是一味的接受法官的建议,而是要帮助被告顶住来自于法官的压力,有时候甚至是威胁。但在此案中,总的情况来说是对被告有利的,否则也不会出现最后只需要七万元就获得房屋所有权的调解结果。这充分说明该案的法官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调解案件中律师切忌替当事人作主,或是强迫当事人作出选择,一定要尊重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因为当事人是调解结果的直接承受者,律师应该实是求是的分析整个案件的利弊并告知当事人,同时将选择权交到当事人手中。但也不能建议当事人作伪证来证明不存在的事实。例如,本案中,原告在前起离婚诉讼中证据的瑕疵问题值得注意,但律师不能在本诉中指导当事人去弄虚作假对该瑕疵予以反驳,这是非常重要的。避免做伪证能够降低律师执业中所面临的风险,同时也能够得到当事人的信任。判断一个案件是否成功的标准并不只有胜诉,虽然诉讼的成败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当事人对律师代理工作的认可和好评。如果能做到输了案件,但没有失去客户,没有失去客户的信任,也不失为一个成功的律师。
     结合这起案件,我们综合分析了律师在面临法官强调时的立场和对策问题。如今的司法环境下,法官能调就调已经蔚然成风。近年来一些基层法院几乎是以每年5%以上甚至10%的幅度在提高诉讼调解的结案率,他们的调解结案率已经超过60%,个别法院甚至已经超过70%。诉讼调解对于解决民事纠纷而言,当然是必要的,但从诉讼调解的理性和法律的实质要求上讲,调解必须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之上进行的,离开了这两个基本点,任何调解都是非理性的。那么在非理性的情况下,律师如何更好的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帮助当事人顶住来自于法官的压力,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是每一位执业律师所要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注:案例来源:冯雯雯、《法庭内外》2008年第9期,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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